郴州纪行 - 续前
意义非凡的春节
在那段漫长的旅途中,我一直在思考昨晚跟潘先生的谈话。他是个思想活跃的人,攀谈中跟我分享了他的见解。他觉得这场由天气引发的灾害只可能在中国出现,而且如果不是发生在中国的农历新年,也就不会成其为真正的灾害。
“其实这不是气侯的问题”,他说。
他的理论是,如果这场严酷的天灾提前或推迟几个星期发生,那么中国的应急能力也就得不到检验了。断水断电虽然麻烦,但大家不过会多捐几件毛衣或厚羽绒服,报道一下新闻并在没有怨言中等待事情过去。超市没有成品食物也没关系,人人都知道人即使只吃米饭也能维持生存很长时间。
但中国的农历新年并不像其他国家意义上的那样只是一个“假期”。在美国,试想一下如果感恩节,圣诞节,宽萨节,逾越节,四十岁生日,或母亲的百岁寿辰全加在了一块儿会是什么样子。在一个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春节是唯一的家庭团聚超越了任何其他事的时候。 而且它是中国的每一个人,不仅仅是那些“新贵”们,每个中国人都要纵情寻求这种幸福的时候。
在路上每经过一个小镇,我们都能看到一队队的人们向前赶路,提着小拉竿箱,穿着普通的黑皮夹克,冒着严寒,艰难又执着地朝家的方向前进着。对于局外人来说,这种动力, 这种强烈的欲望或者本能,就像牢牢地根植在中国人的基因里,好比一些自然奇观,就像归家的鸽子,驯鹿,还有企鹅。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自于规模巨大的内部迁徙,大批的务工人员远离家乡和亲人,辗转全国为了寻求工作。一年中的358天,中国的经济是以千百万人的离乡背井为代价的,这些人的贡献功不可没。这其中的成效当然也是显著的。因此全世界都应支持每一个中国人,不论贫穷还是富有,在这七天中享有这一上苍赋予的和家人团聚的权利。 而368天的分别和痛楚,不知怎样才能平衡春节短短7天和家人团聚的质量和内含。也许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为什么六十万人流会义无反顾地朝广州火车站茫然涌去。正因为失去了最基本的东西,才会使这些平时非常豁达的中国人,去态度鲜明地推动政府,用一切资源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寻求个人与家人团圆的愿望。
我不时地想着,为什么潘先生的言谈如此强烈地打动了我。我们的司机“为了福利院的孤儿们”放弃了自己的假期,给我们放行的交警,因为他“对孩子有一片爱心”,毛毯商贩和卖汽球的妇女都主动降了价(虽然利润对他们非同小可),这一切之间都有什么样的联系?广州的毕尔女士和保尔给我们把吉普车装满却不肯收钱(在广州装满吉普车是因为如果没有卡车的话,那么我们至少也不会空着
手去郴州)。潘先生带我们去吃饭、住宿又任我们拿取所有孩子们需要的东西。庄小姐经过跟迪斯尼公司辗转的几周,虽然极尽疲劳,但还是从上海跳上飞往广州的飞机,而她并不知道是否能准时在春节前赶回家与家人一起欢度这一传统的节日。
长话短说,我这次行程最有意义的事,就是见证了中国人在春节时对家庭的狂热是如何明确地表现为一种"超越使命感"的宏大。我始终认为中国人是极为大度的,但是在我以往所有的旅行和探险中,无论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曾像这一次一样,即,我的意愿得到了所有人如此完全彻底的支持。因为我此次行程的目的是要把物资送到最最需要的郴州的孩子们那里。
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我们也看到了这同样的一种精神。煤炭供应商原本敲诈了我们,因为别人也在敲诈他,他只是按所谓的“市场行情”行事。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我们还是没有法把他的价格砍到每公斤五块钱以下。而一般情况下是两块钱一公斤。他辩解说,“我得养家糊口,而且如果我想的话,我完全可以按明天的价格收你的。明天全市都会按每公斤六块了。”我们怕他说的是真话,就决定多买一倍的煤。“那可不行,我只够给老客户的”。但当我们告诉他我们买这些煤炭是给没有亲人的孩子们的,他立即说同意卖双倍的量给我们。“我和我老婆今晚熬夜给你们都装上车”。
我可以肯定的是,在所有这些素不相识、给予了我们帮助的人们的现实生活里,每一个人都作出了奉献,这一牺牲是他们自己切实感受到的,是他们心肝情愿的,以及他们的家人也会切实感受到的。
家庭观念...孤儿...中国...做好事的本性......这些都形成了一个旋涡在我眼前飞转,而此刻,我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温暖的房间和一张舒适柔软的床。 但在那之前,我们先要离开这个冰天雪地的“停车场”,而这里本来是高速公路。又等了很久,我们开始向前移动。
郴州!
又过了半小时,终于从连天的黑暗中在一个绿色的反光路牌上赫然闪出几个大字,“郴州距此1公里”!
我们拖着卡车往前走,以便它可以穿过收费站。离开收费站,我们汇入到一群回家过年的人群中,他们衣衫褴褛,拉着拉杆行李箱走在回家的路上,在打滑的路上朝不同的方向进发。另有二三十个漆黑的身影在路边晃动,朝着黑暗中的郴州行进。我告诉庄小姐是该给史先生打电话的时候了,史先生是郴州福利院的院长。我们要通知他我们再过30分钟就到了。此时此刻,我无法形容我那种如卸重负的感觉,因为我们的物资还有我们这支小分队都已平安翻过了雪山。
还没等庄小姐拨通号码,我们的步话机孜孜拉拉地响起了司机的声音,说发动机坏了,马上要修。 天哪,是水箱漏水了。我们都赶过来,拉起机箱盖,下面是一台滋滋作响,冒着烟的引擎。
我们打开了两大瓶苏达水,两位司机又走入漆黑的风雪中去找水。我盘算着在这个时候遇到救援拖车的可能性会有多大,也想到了车上的50箱瓶装水很可能在夜间的严寒中结成冰,那600个瓶子(每箱12瓶)一定会被撑破,那样就会将那些在清晨好不容易买来的配方奶泡在水里,我当时的感情的已经不只是失望了。思绪开始转移。。。.那些水合起来能有多少加仑呢?正在这时,车窗外传来一声巨响。“我们准备好了,这问题能解决,请大家帮着把机箱盖放下去”。
我们的大蓬车很快又跃然回复生机,还没等我们回过劲来,就已经行驶在郴州市区漆黑的街道上了。
平时霓虹闪烁,商户通明,人行道拥挤,交通堵塞,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在夜晚都好像比白天更具生机和活力。但今天晚上却不是这样。零星的几辆汽车和公共汽车向前缓进着,人行道几乎空着,偶尔几个窗口露出点燃的烛光,但整体上到处都是鬼秘的黑暗。平时在乡下缺灯少电好象很正常,但在一个大城市里这就显得极为恐怖。此时只有偶尔闪过的汽车前灯才能映出这座陷入黑暗中的城市的轮廓,一切令人毛骨耸然,害怕,难过。与此同时,一路上那种支撑着我们不断穿越艰难险阻的那股力量也突然烟消云散,它们好象不曾存在过,又好象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在冥想那些孩子们在如此黑暗中会是什么样子,但愿他们都已进入梦乡。
郴州社会福利院
我们终于来到了通向福利院的那条小径。我突然意识到了我们此时在什么地方了......,这个地方以前我只在白天的时候曾经来过。我们的卡车开上了窄窄的小径,能见度只有6英寸左右。一个带蓓蕾帽的漂亮女士沿着小路跑下来,朝我们往相反方向挥手,意思是我们开错路了。我提示庄小姐,摇下了车窗,告诉她说“我们是半边天基金会的!”
这位女士的态度立即从防范转变为鼓舞,又在车灯的照射下沿着山坡向上走了回去,冲我们的司机打着天书一样的手语。
我们开进了福利院的大门。奇怪的是,这时的我并没有被黑暗,寒冷和寂静弄得狂躁不安,我反而感到十分兴奋。但我脑海中却有个声音说“我们该怎么把这些东西卸下来啊?”可就在这时,好像收到了暗示似的,大概40多个员工从里面涌出,在卡车后部形成一个惊人的劳动大军。
我从车上下来,想着接下来会怎么样,这时那位戴红帽子的女士和我认出了我,她笑了,原来她是半边天基金会项目的地方主管周丹,郴州是她的老家。像其他人一样,她也为了孩子们放弃了休假。而此时的气温极其寒冷,没有人,特别是我自己,有心情来抒发感受,把这些物品先搬进屋来让他们不至于冻坏吧。卡车后部的两扇大门纵然打开,员工们开始了搬运,他们好像练习这个装卸活计已有好几个星期了。

仅用了不到15分钟的时间,整个卡车已经清空了。所有的物资已妥善分类并整齐地堆放在了楼里各处。
史院长从黑暗中走了过来,从另一个人燃着的香烟上借火点燃了一根烟。他是个友善、可亲的人,刚度过了精疲力竭的一天,要想方设法恢复通电(但没成功)。他刚刚到家中见了见家人,就接到我们快到福利院的电话。于是他马上又穿好衣服出门回来招呼我们。我们与院长来来回回地交谈着,好像彼此都非常理解,基本上我们也确实是心有灵犀。

我本打算要拍几张照片,将些些珍贵的瞬间记录下来,因为这可是难得的拍照“黄金机遇”。但是寒冷,疲惫和长途跋涉已经让我憔悴不堪。结果,我们在这次冒险之旅中这最有意义的瞬间仅拍了寥寥几张照片,而且还都显得非常蹩脚,但那种憔悴还仍然依稀可见。
我们安顿好行李,跟着史院长来到全市少数几家还在营业的饭馆之一。我们绕过门外声声做响的发电机,又越过一堆堆的电线, 趋身来到一张唯一空着的桌前坐下.
“想要点什么?”
“都有些什么?”
“不多”。
“只要是热的,我连蛇都敢吃.”
“那你想要吃什么样的蛇?”
大家都笑了.
史院长和我讨论着第二天的计划, 我们都知道这些计划不等到时就都得变样. 就这样,我们在微弱昏暗的灯光下吃了一餐还算可口的饭, 然后向酒店进发,此时已是夜深人静,街上渺无人迹鸦雀无声。
